“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七个有之”之一，祛邪方可扶正，激浊方能扬清，对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违反政治纪律的高度旗帜鲜明地向诬告陷害者亮剑。

检举、控告权利是党员的基本权利，是向组织反映问题的重要渠道，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实践中，有一些党员为了实现个人私利、宣泄个人情绪，歪曲真相、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蓄意中伤他人。

诬告造谣，成本很小，却危害极大。不仅对监督执纪执法资源造成极大浪费，使得纪检监察机关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不利于准确研判该地区、该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敢抓敢管、敢于碰硬而因此遭到恶意陷害的领导干部而言，虽说清者自清，但一旦被举报，难免会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很可能会挫伤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寒心”，从此一蹶不振，影响了政治前途，也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且会把一个单位或部门的水搅浑，导致人心惶惶、管理失序，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甚至波及社会风气。

《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三十九条第一款：“采取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意图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者责任追究的，属于诬告陷害。”

实践中，认定诬告陷害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捏造的事实不必达到被追责的程度。诬告、陷害、制造谣言本身就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就体现了“政治品行恶劣”。从诬告行为造成的影响上看，只要行为人所捏造的事实、反映的问题足以引起有关部门和组织启动调查即可，不需要被诬告陷害人实际受到了纪律或法律责任追究。从捏造的事实的严重性上看，假设捏造的虚假情况为真，应按照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处置，但只要可能对他人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或一定的名誉损失即可，不要求达到违纪的程度。

第二，从各种客观因素综合判断诬告陷害行为的情节和后果。实践中，“造成损害和不良影响”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要综合各方面因素加以认定。例如，因被诬告陷害导致他人提拔晋升、岗位调整、干部交流、评奖评优错失机会或者关键节点的延期延后；给他人身心健康、家庭情况、工作状态、干事积极性造成消极影响；引起有关机关和组织启动追责程序，给监督执纪执法资源造成较大浪费；给本单位本部门的政治生态、清清爽爽的同事关系、干干净净的上下级关系造成消极影响；诬告者通过诬告陷害获得了职务职级晋升或者奖励资格等利益；等等。根据《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诬告陷害具有“手段恶劣，造成不良影响的；严重干扰换届选举或者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经调查已有明确结论，仍诬告陷害他人的；强迫、唆使他人诬告陷害的；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等情形，应从重处理。

　第三，准确界定诬告陷害和错告的区别。从表面来看，诬告陷害和错告都是检举控告的事实和实际情况不符，本质区别在于二者的主观意图不同。诬告陷害行为人是故意使他人受到错误处理，往往出于打击报复、栽赃嫁祸、猜疑嫉妒的心理和动机；而错告人的主观心态是维护党纪法规、维护公平正义、行使党员权利，自认为举报内容是真实的，只是由于过失对情况没有全面了解造成举报失实。认定主观意图要从举报问题的来源是凭空捏造还是有所根据，举报的内容是“无中生有”“恶意编排”还是如实陈述，以及举报时机、和被举报人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判断。根据《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属于错告的，可以对检举控告人进行教育。

　第四，匿名并非认定诬告的必要条件。根据《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没有使用本人真实姓名或者本单位名称，没有电话等具体联系方式的，就属于匿名检举控告。尽管诬告的举报方式通常会采取匿名等隐蔽的方式来进行，但匿名并非认定诬告的必要条件，实践中有的举报人为避免打击报复也可能采取化名或匿名的方式。《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匿名检举控告材料，不得擅自核查检举控告人的笔迹、网际协议地址（IP地址）等信息。对检举控告人涉嫌诬告陷害等违纪违法行为，确有需要采取上述方式追查其身份的，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纪委监委批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造成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