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中张夏筑“直立式叠石塘”的场景。 资料图片

浙江海宁盐官钱塘江畔的鱼鳞石塘守护着一方平安。 沈益亮 摄
“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这是元明之际诗人叶颙《浙江潮》中的名句。钱塘江潮,以其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成为一道“壮观天下无”的景观,却也不停冲击、侵蚀着千里江岸,给百姓的生活带来灾害。海塘,便是沿海地区抵御台风、涌潮的堤防屏障,是中华儿女为了守护家园筑起的“海上长城”。有赖这堵屏障,人们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建设美好家园。钱塘江海塘的修建跨越千年时光,凝结着先民的工程智慧与管理智慧,历代涌现出的敢于担当的清廉塘官,接力建设与维护海塘,书写了一部动人史诗。
智慧筑塘 建规防弊
钱塘江入海口呈喇叭状,历史上水患频仍。据《钱塘江志》的记载,从唐武德六年(623年)至1948年的1300多年间,有史可查的钱塘江重大潮灾多达183次,平均7年就有一次,每次潮灾,都造成沿岸百姓家园被毁、人民流离失所。
为了守护家园,就必须修筑海塘。钱塘江流域是我国古代最早开始修筑海塘的区域之一。关于海塘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引的《钱唐记》一书。汉代,钱塘县东(今杭州市西湖区东侧)还是一片汪洋,百姓饱受潮水倒灌、田园淹没之苦,会稽郡官员华信出资招募挑夫筑堤。这第一道海塘虽显粗糙,却开启了先民与潮水近两千年的角力历程。
从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下令修筑的“竹笼石塘”,到北宋时期的“直立式叠石塘”,再到明代浙江水利佥事黄光昇设计出被誉为“万年塘”的鱼鳞石塘,人们在与潮水的反复较量中不断改良塘型,体现了古人杰出的工程智慧。
一部海塘修筑史,不仅是人与自然博弈共生的历史,也是持之以恒守廉兴利的历史。
海塘修筑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此处仅举一例,翻开清代编纂的《两浙海塘通志》,记录工程规模的数字比比可见。明弘治八年(1495年),潮水冲击浙江萧山的长山堤塘,几使堤塘倾圮,此堤原为土堤,故抗潮能力较弱,此次严重受损之后,当地官府决定改建为石堤。一位名叫罗璞的官员监督这项改建工程的实施,据记载“罗公夙夜忧悸,百物所须,百方营备,量地之远近,分人以董其役,掘去浮沙易以坚石”。这项工程涉及堤塘长度“五百二十丈”(约1600米),价费“五千七百缗”,役夫“七十万工”,累计投入七十万个工日。
海塘修筑工程浩大,易滋生腐败,为了确保修塘质量,古人以制度立规矩。明清是钱塘江海塘大修的高峰期,石料虚报、偷工减料、经费中饱私囊等问题屡有发生。一旦偷减工序,大潮冲垮塘堤,便是万顷良田淹没、无数生灵流离,后果不堪设想。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黄光昇出任浙江水利佥事,他首创按《千字文》字序分段编号的海塘管理制度。黄光昇将处于钱塘江喇叭口海盐境内的2800丈鱼鳞石塘划分为140段,用《千字文》依次编号,从“天地玄黄”的“天”字起,至“化被草木”的“木”字终,每号二十丈(约64米)长,指定专人管理,做到责任到人。
明代还首创海塘保固制度,凡兴修工程,均有质量安全的保证期限,称为保固期。明代规定塘成三年内坍塌者,须依法惩办督修承建人员。
到了清代,制度愈加细化,明确不同类型塘堤相应的保固期,如鱼鳞石塘的标准最高,要求保固十年,条块石塘次之,要求保固七年等。每一段海塘,责任人的姓名、承筑长度、时间等都被镌刻在条石上,工程质量一旦出现问题,即据名追责;纵使官员身故,其家属也须出资“赔修”。如今,在位于海宁市钱塘江边的古海塘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个修建海塘的“责任人”姓名及相关信息清晰刻在鱼鳞海塘的条石上。这一块块条石,是郑重的承诺,是沉甸甸的责任。
清廉塘官 百姓永念
海塘的坚固,一半靠条石,一半靠人心。“塘官”是古代负责修筑和守护海塘的官员。清代浙江巡抚阮元曾在海宁观钱塘江大潮,作诗感慨“全用金钱叠作塘,不使苍生沐咸卤”。海塘修筑耗资巨大,塘官经手钱物如山,其廉洁与否不仅是个人操守的表现,更关乎筑塘质量、关乎苍生福祉。
大浪淘沙,清浊自辨。在筑塘治潮的漫长岁月里,那些恪尽职守、为民分忧的清官廉吏永被世人铭记、赞颂。走进杭州市上城区的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一位位清廉塘官的名字穿越历史的尘埃,出现在当代观众的面前。
在萧山,至今仍流传着一句俗语“沿江十八庙,庙庙供张公”。这位张公名叫张夏,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年)以工部郎中出任两浙转运使。张夏恪尽职守、清廉勤勉,他改进了筑塘技术,据北宋苏轼《乞相度开石门河状》所云,“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规,自古本用木岸,转运使张夏始易以石”。张夏主持修筑了从六和塔至东青门的长十二里的石堤,并且设置了“捍江兵”专门负责海塘的建设与维护,他们“专采石修塘,随损随治,众赖以安”。张夏在一次护堤抢险中没入汹涌江水中,以身殉职。由于张夏的功绩,“邦人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宁江侯”。萧山百姓尊他为“张老相公”,奉他为钱塘江六十四“潮神”之首。从宋元到明清直至今天,萧山沿江一带仍有纪念张夏的习俗。
清末“修塘第一人”李辅耀是被百姓铭记的另一名廉吏。塘官动辄经手银两数万乃至数十万,李辅耀却能将账目核算至“毫厘忽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辅耀严查海塘工料经费、整顿塘工旧弊积习,却遭人诬告,称他主持海塘工程期间徇私舞弊、侵吞公款。朝廷对此十分重视,命两江总督魏光焘彻查此案。面对调查,李辅耀交出了记录多年的账本,一桩桩一笔笔都清清楚楚,每一笔工料银两都有出处与去向,不但完整无缺,而且可以追查。一场精心谋划的诬告,最终查出的是一位清官的“底细”。
正是一位位清廉塘官前赴后继的接力,才为滔滔不息的钱塘江垒起了一道道无形的“防腐堤坝”。两千年潮涨潮落,有形的是横亘千里的海塘,无形的是历代塘官的清廉与坚守。纵使潮浪往复、世事更迭,这份为民初心从未湮灭,穿越时光代代赓续,为今天的人们留下厚重绵长的精神滋养。
塘在我在 守土有责
在浙江省海宁市塔山坝上,七座衣冠冢面江而立,这是百姓为那些以身殉塘的塘官所垒的。遗憾的是,从地方志书等史籍中,至今未能查清这七座衣冠冢的坟主姓名、官职等信息。这七座衣冠冢的留存,本身就是塘官们担当奉献、守土有责精神的象征。而位于衣冠冢西侧的安澜塔,则寄托着百姓对海不扬波、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史料表明,在钱塘江筑塘历史上,确有一些塘官以身殉塘。吴文镕是其中一位。据《杭州府志》记载,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因海塘决口,大水淹没无数田地与房子,时任浙江巡抚吴文镕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趋投海,期以身殉”。虽然后来被同事拦下而未遂,仍上书自我弹劾。
时人对吴文镕的品行多有褒扬,将他与林则徐相提并论,称林则徐“聪明而能正直”,吴文镕“正直而复聪明”。吴文镕素有清名,在浙江任上,为了整顿官风,他下令“敢以一花卉、一食物馈者”必弹劾之。他严于治吏,而勤于问民疾苦,这样一位了解民情、心系百姓的官员,见到百姓受灾,其心痛是可想而知的。
清代曾在浙江几个府设海防同知,管理海塘维护与修建。由于工程浩大,后来分出东防、中防、西防同知分段管理。清代道光年间,东防同知杨栋秀因“所用非人”致使工程出现偷工减料等情况,海塘修完后被潮水冲垮。据《海宁州志稿》记载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海潮冲决,塘屡坏”,杨栋秀深感失职,最终“自尽,州人哀之”。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专栏发表《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守土有责”》一文。文中写道:“清代守钱塘大堤的塘官,当时是四品官,与知府享受一样的待遇,待遇很高;但是有一条,就是不能决堤,如果决了堤,不等皇帝来找他算账,他就跳塘自尽了。”习近平同志用塘官的故事告诫干部:“当年的封建官吏尚且如此,现在我们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有强烈的责任感,明白责任,敢于负责,保一方平安,强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真正做到守土有责。”
“塘在我在,塘损我毁。”塘官们的悲壮承诺穿越千年,令人动容。如今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有一座纪念馆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将这些塘官的故事进行集中展示,吸引了大批党员干部前来参观。
时光流转,山川变迁,但“守土有责”的精神是不变的,这始终是对每一位为官者的基本要求。古代塘官夙兴夜寐筹建海塘已成历史,可这份担当并未落幕——平安之责、发展之责、富民之责,就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心中的“新海塘”。
夕阳余晖中,历经沧桑的鱼鳞石塘与杭州湾跨海大桥遥相辉映。海风从东海吹来,卷起朵朵浪花,也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海塘不语,却默默见证着一代代人矢志不渝、为民造福的奋斗历程。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今人手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更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更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此方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杜玲玲 颜欢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