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儒学偏于内圣，即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乃至后来发展至完整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皆是人的内在修为、人格的完善，成就人品的内容。而二程开创的理学，则偏于“外王”，即从修身到完成治国平天下的转变。按照著名宋明理学研究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二程是推动由儒家内圣向外王转变的关键人物。由内圣向外王即由内在修养向治国平天下转变的关键，在于“得君行道”，即依靠掌握国家权力的帝王推行社会变革。而理学家中，最早表现出“得君行道”倾向的是北宋思想家程颐。程颐不仅比王安石提出得君行道早了一年时间，而且提出了格君心之非、君王与士大夫同治天下的政治主张，表现了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
从“引君当道”到“得君行道”
“引君当道”，即引道君王树立“道”的思想意识，用“道”来指导治国理政。儒学所倡明的“道”，即尧舜禹上三代所开创的圣人之道，这个道包括孝悌、中庸和孔孟所倡导的仁义等内容。程颐在二十多岁时，在《上仁宗皇帝书》说：“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并提出要“以忧虑天下之心行王道”，要宋仁宗“以王道为心”，并引《孝经》来规劝宋仁宗“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程颐强烈的“引君当道”意识，即用儒家以民为本、爱民保民思想来确立治国之策。应当说，程颐强烈的士大夫责任担当意识，是宋代整体儒家士大夫责任意识的反映，从范仲淹到王安石，无不具有这种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是远超汉唐以来的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境界的。唐代的魏征提出的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是告诫唐太宗重视民意，并没有提出以民为本、爱民、保民的仁政思想。
我们来看程颐“得君行道”的思想倾向。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王道之不行二千矣。----以陛下忧虑天下之心行王道，岂难乎哉!-----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磬尽其诚；苟实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当服罔上之诛，亦不虚受陛下爵禄也。”
程颐的这篇上书，有学者考证应为嘉祐二年，而不是皇祐二年。如果是皇祐二年，程颐只有十八岁，即是说是嘉祐二年，程颐也不过二十五岁，当时尚在太学读书。而王安石生于1021年，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发生在嘉祐三年，也比程颐晚一年，并且王安石比程颐大12岁，此时已经37岁。由此可见程颐思想的成熟。在这篇上书中，程颐明确提出了“王道之不行已二千年矣”，王道即尧舜禹上三代以爱民保民为宗旨的治国理政之道。程颐希望面见宋仁宗“磬尽其诚”，面陈所学，表达了强烈的欲得到宋仁宗重用，施展其治国之才的意识。
尽管程颐的这次上书并没有得到宋仁宗的重视，也没有召见程颐，但程颐所表达的“得君行道”思想却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士大夫。孔孟儒学偏于内修身心的“内圣”理念，由此向外王转变。至王安石变法，得到宋神宗的支持，“得君行道”第一次由坐而论道，变为改革社会的政治实践，曾极大地鼓舞了士大夫的从政热情。当时以程颢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都曾满怀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参与到王安石的变法中去。只是由于与王安石激进变法有不同意见，程颢等人选择了退出。但程颐首先提出的“得君行道”的思想、王安石的“得君行道”的实践，一直激励着士大夫的从政热情。从朱熹到陆九渊、陆九龄，无不如此。朱熹在政治生命结束之际，仍念念不忘“致君行道之本怀”，陆九龄更颇为自负地说：“窃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不用于今，则成就人才，传之学者。”（《陆复斋文集》）
格君心之非的责任与担当
孟子最早提出了“格君心之非”，程颐发展并实践了孟子的“格君心之非”思想。“格君心之非”，出自《孟子 离娄》：“人不足以适也，政不足以间也，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则国定矣。”格，即纠正，格君心之非，即纠正君心错误的思想。在孟子时代，百家争鸣，儒家作为百家之一家，应该说孟子的思想影响是有限的。同时，在战国群雄争霸的形势下，君王也并未如后来的帝王处于绝对权力的地位。正是程颐发现了孟子“格君心之非”的深刻含义，并敢于在君权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宋代提出“格君心之非”,表现了程颐儒家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在同时代的士大夫中是独树一帜的。
程颐在担任宋哲宗老师时，在《上太皇太后书》中说：“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后世做事无本，知求知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傅德义之道固已疏矣，保身体之法复无闻焉。”（《二程集》538页）这里，程颐在总结古代对帝王教育的失误时，鲜明提出“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所谓正君，即要纠正君王的非心，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君王的非心，只是指出其错误是不行的，要培养君王的圣德。只要君王圣德纯正，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非心和处理政事的过失问题。后来，程颐更明确地指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尔。------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将不胜数也。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二程集》390页）程颐认为，如果只是从一事一议上去纠正君王过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格其非心，使无不正”才能从根本上纠正君王之过失。
应该说，程颐格君心之非的思想是深刻的。过去历史上的谏臣，从唐代的魏征，到名留史册的直言敢谏之臣，只是规过，敢于对帝王的过失提出谏言，而像程颐这样提出要格君心之非、培养圣德的却不多见。今天如果将程颐格君心之非的思想扩展到加强对各级公务员的监督和道德培养上，则更有现实意义。
随时变易的改革精神
通常人们认为二程偏于保守，实际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是积极入世的，他们以治国平天下为政治追求，是富于创造精神的。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先秦儒学是偏于内圣的，追求的人格的完善。而二程所开创的理学，则是积极观照现实，由内圣向外王转变。这从程颐早年《上仁者皇帝书》，可以看出其“引君当道”、“得君行道”的思想倾向。而程颢则积极参与了王安石的变法。程颢在《论十事扎子》中说：“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物理，虽二帝三圣不无随时因革，踵事增损之制，然后至乎为治之大厦，牧民之要道。----则圣王之法可改”，表达了“随时因革”“圣王之法可革”的改革意识。程颐在其《伊川易传》中，则鲜明地提出了变革思想:
“泰宁之世，人情习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惮于更变，非有凭河之勇，不能有为于斯时也。凭河，谓其刚果足以济深越险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刚断之君，英烈之辅，不能挺特奋发以革其弊也，故曰凭河。或疑：上云包荒，则是包含宽容；此云用凭河，则是奋发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包容之量，施刚果之用，乃圣贤之为也。”（《二程集》755页）程颐在这里提出，人们在泰宁之世，往往安于守常，需要有徒步过河之勇，才能“奋发改革”。难能可贵的是，程颐在近千年前就提出了“改革”一词，可见其思想之深刻，洞见世事之精辟。他在《伊川易传》卷四《鼎卦》中说：“去故而纳新，泻恶而受美。”意思是鼎里泻去旧的糟粕，纳受新的美的东西，引申为在一个机体里清除废料，吸收新鲜养分，后化为成语“吐故纳新”，表现的仍然是改革思想。而程颐的“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需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二程集 》165页）则表达了鲜明的改革思想，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变”，因为“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这几乎是在大声疾呼改革了。
程颐的改革意识，来源于他的担当精神。程颐曾说：“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苟得为之，孔孟之所屑为也。”(《二程集》866页）孔子尚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尚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表现的有道则用世，无道则归隐的思想，而程颐却是“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表现的是一种慷慨赴死、挽大夏之将倾的殉道者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力发扬的。（嵩县纪委监委 吴建设）